电视台领导听闻后拍板决定，可以借此机会关注怒江孩子溜索上学现状。于是江苏台的记者联系上云南台的记者，他们一起从昆明驱车出发，颠簸了56个小时，深入到怒江州马吉乡。
云南台的江言（化名）记得，那一路上她们但凡遇到溜索就会停下来拍摄寻找素材，来到布腊小学后，小小的校园和紧邻的溜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几乎每个人下意识的认定，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学校，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已经荒废的布腊小学。新京报记者李照摄
和普友恒攀谈的间隙，江言见到了6岁的余燕恰，她穿着玫红色上衣和军绿色长裤，趿拉着凉鞋，背着大大的书包。
新闻主角就这样走进了记者们的视线。溜索的另一头就是余燕恰的家，摄像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先行溜索过江，在江对岸完成了余燕恰溜索回家的全程拍摄。
报道甫一播出，引起了轰动，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。随后全国二十余家媒体联合发起了“用爱，架起希望之桥”公益活动，短短两个月时间，筹集到建桥善款共计140多万元。一位常州的捐助者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，“我们无法给孩子们一个未来，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们一条安全的上学路。”
第一座爱心桥的选址在布腊小学的溜索旁。几个月后，桥开工了，江言和同事从昆明回到了布腊村，她把摄像机架在怒江边，拍摄“建桥日记”，一待就是两个月。
在险山恶水间造一座桥，难度是修建普通桥的几十倍。每一袋水泥，每一根钢筋，都要靠溜索来回于两岸，施工队吃住都在学校里。
据当年媒体报道，2008年1月，怒江下了一场大雪，建桥工程被迫停工。雪停后，工人们加班加点赶修，终于把桥索架到了江对岸。不料，3月修桥进入倒计时后，怒江上空又刮起了五级大风，桥面上还没焊接的九块钢板被风卷起，全部落到了江里。附近村里水性好的五个村民立即跳进冰冷的江中打捞钢板。两个多小时只捞回了五块钢板，其他四块钢板被冲走。
建桥那段时间，余燕恰印象最深的是她早上溜索遇见同样挂在工作绳上的工人，他们在怒江的上空相遇，工人们操着外地口音向余燕恰打招呼，几乎天天如此。
2008年3月8日，最后一块钢板终于焊接完成，吊桥主体工程完工。这是一座长140米，宽1.5米，载重量1吨的吊桥。在竣工仪式的前一天，当地村民连夜采摘了松针，装饰桥头圆拱。
“爱心桥”的名字是布腊小学学生在竣工仪式当天投票选出的。仪式当天，余燕恰被安排第一个走桥，站在桥头她却迟疑了，不敢上前。
“是有一点害怕。”多年后余燕恰回忆，当时爱心桥只是主体竣工，两侧的围挡不如现在结实，吊桥在大风中有些摇晃。在旁人的搀扶下，余燕恰紧张地走到对岸，从那以后，她的书包里再也没有装过滑轮。
聚光灯背后的成长
爱心桥落成的那一年，余来花刚上一年级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十几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排着队，手牵着手，一点点走完了爱心桥。余来花第一次站在桥中央仔细端详怒江，那是一种奇特的感受。以前每次溜索，她从来不敢往下看，只能听到耳边呼啸的风声和水声，而那一刻，她觉得怒江很美，风也温柔。
爱心桥与布腊小学的缘分没有持续太久。一年多后，普友恒调离了布腊小学；两三年后，布腊小学停办，学校里的孩子去了马吉乡完全小学接着上学，校园渐渐荒芜了。但这座桥成为怒江西岸碧罗雪山的村民生活最重要的通道，此后，另外两座捐赠的爱心桥也陆续在怒江上落成。
媒体光环散去，布腊小学的孩子按照既定的轨迹长大。从马吉乡完全小学到石月亮中学再到怒江州民族中学，他们像当年一年级的孩子走桥一样，一点点努力地向外腾挪，每一步走得并不容易。
余燕恰站在爱心桥上。受访者供图
报道结束后，江言经常会想起余燕恰。有一年她去西藏拍片，路过怒江，顺道去了一趟余燕恰的家，那个位置她再熟悉不过。但余燕恰不在，她考上了怒江州的重点高中，在六库读书。
高中时期的余燕恰，面临激烈的竞争，压力始终困扰着她。小时候，她是村里的聪明孩子，而在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级，她的优势似乎不那么突出了。
余燕恰后来意识到，自己没有系统的学习方法，她一直是在靠刻苦去抹平这种差距。为了给家里省钱和节约时间读书，她吃饭很不规律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还生了一场病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
余来花也因为省钱吃饭落下了胃炎的毛病。高三一次数学考试，她没有吃早饭，胃痛得直冒冷汗，那次数学她只考了六十多分，老师把她叫去谈话，“虽然老师也没批评我，还是难过了很久。”她觉得最难的是英语，城里的同学很早就开始上兴趣班，而她读到初一才开始接触“哑巴英语”。
观念的桎梏也无处不在。怒江州作为全国贫困面积最大、贫困程度最深、致贫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之一，早些年辍学问题比较突出。据怒江州统计局的数据，2006年，怒江州初中毛入学率为87.49%；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27.02%，其中普通高中毛入学率18.98%。
初中是第一道分水岭。当地很多家长认为，孩子读完初中就可以外出打工补贴家用，受早婚习俗影响，女孩往往更容易辍学结婚。一篇名为《社会支持与自我实现：民族贫困地区辍学青少年复学机制探析》论文中曾明确指出，怒江州的辍学情况较为集中地发生在初中，小学阶段情况较少。另一方面，辍学学生呈现出显著的性别特质，即女生多于男生。
家人没有明确阻止过霜晚秋继续读书，但每当发生口角冲突后，敏感的女孩总能捕捉到家人的情绪，她只能自己默默消化。
2019年，江言作为媒体业界老师受邀到云南师范大学广电系讲课，她讲述了十几年前在布腊小学的这段采访经历。一个女孩站起来告诉江言，她叫霜晚秋，是当年布腊小学的学生，被报道的余燕恰是她的好朋友。
江言惊讶不已，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与布腊小学的孩子重逢，她回去翻看当年的节目，辨认出镜头里霜晚秋童年的模样。
那天的课堂变成了一次采访课，同学们把各自好奇的问题向霜晚秋抛来。她了一个傈僳族女孩从布腊小学长大的故事，以及在溜索之外，一些从未向人吐露过的心事。江言回忆，她的语气比较平静，“好像与过去和解了。”
霜晚秋忘不了那一天，她和爸妈姐姐正在盖房子，阿爸站在梯子上码砖，阿妈在一边和水泥，她去另一个房间的电脑上查到了云南师大的录取结果，随后兴奋地冲出来报喜。不善言辞的父母一直在笑，霜晚秋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么开心。
在回忆这个画面的细节时，她的眼里涨满了泪水。
霜晚秋和阿爸在怒江边捕鱼。新京报记者李照摄
跨过那条江
布腊小学的孩子终于走出了大山。
“昆明是开阔的。”余来花这样形容，在怒江，视野是窄的，一眼望去都是山，而昆明不一样，“昆明一眼看不到头”。
很长时间里，霜晚秋觉得怒江的路太远了，她曾在六库读书，每周去学校得吃两片晕车药睡过去，才能熬过漫长的路途。
因为地理上的偏远闭塞，女孩们的父母一辈，从未走出怒江，甚至没离开过福贡。霜晚秋记得，她第一次去昆明上大学，最远只去过六库的阿爸开车带她去报到，他们为此专门请了一位“见过世面”的叔叔一起，足足开了12个小时才到达学校。大学的一切都是新奇的，她开学后整整一个月都忘记了和家人联系。
江言也一直关注着女孩们的成长。了解到余燕恰的大学学费有政府资助后，她托朋友为余燕恰介绍了一份校园勤工俭学的工作补贴生活费；大三下学期，霜晚秋通过江言找到了一个摄像助理的岗位实习。
那是一部云南的人文纪录片。三个多月时间，霜晚秋跟着摄制组走访了元江、弥渡、大姚三台、香格里拉等地方。今年4月，纪录片在央视播出，霜晚秋的朋友圈珍藏了一张片尾工作人员名单的视频截图，“摄影”一栏里有她的署名。
7月27日，霜晚秋正在看爱心桥桥头的“手印墙”。当年参与募捐修桥的媒体人和捐助者在这面留下了签名和手印。新京报记者李照摄
霜晚秋还想去更多地方，她在大学的课堂上接触了人类学和社会学，曾打算考这两个专业的研究生，而眼下，她考虑的是尽快工作，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，“如果以后有机会，希望能去一线城市更好的学校深造。”
从怒江走出，又决定回怒江成为了女孩们共同的选择。余来花的想法很简单，“如果连我们都不回去，那谁会去建设怒江呢？”
尽管还没有毕业，余来花已经想好了未来的路，接下来正准备护理资格考试，明年攻读专升本，毕业后回怒江的医院成为一名护士。
读初中的时候，怒江州人民医院和马吉乡结对帮扶，一位护士成为余来花的资助人，余来花管她叫阿姨。在六库读高中时，每到周末，阿姨就把余来花接到家里改善伙食，有时也把她带去自己工作的医院，余来花耳濡目染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，早早决定了未来的方向。
在媒体采访中，余燕恰也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工作？
或许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答案从未对人说起，余燕恰望着门外水声湍急的怒江有些出神。一年四季里，她最喜欢冬春之交的怒江，因为“那个季节的怒江是不怒的”，它有一种深邃如玉的静美。而在一天之中，又数清晨最佳，墨绿色的山尖尖沤在云里，曾在昆明的午夜入她梦来。
提到怒江的一切和儿时的生活时，余燕恰的表达欲是旺盛的。小时候的家在山上，她熟悉山上的几乎所有植物，能准确叫出它们的傈僳语名字；闲暇之余，余燕恰和姐姐一起放羊，她们爬上一棵最高的树，坐在树端可以拥有绝佳的视野。当羊群拱进别人家的菜地，余燕恰会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来去制止。
在傈僳族的神话传说中，族人是“虎和猿的后代”，擅长山林攀援，为了跨过怒江天堑，他们从天上的彩虹得到灵感和启发，发明了溜索。
如今，余燕恰再也不溜索了，彩虹变成了真正的桥，怒江终结了溜索的历史。她依然被那份勇气所庇佑，千难万险她们都曾跨过，“未来也会一样”。
新京报记者李照编辑陈晓舒校对李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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